最終是關乎人，與世界

文／鄭慧華

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家賴和，曾從庶民的角度觀看殖民者所帶來的「進步」，寫道：「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起並論啊！」（1）

「憂鬱的進步」錄像展企圖展開、提供一條思考與檢視自身歷史經驗的途徑，重新審視我們在歷史進程中追求「進步─現代化」而產生的現代性經驗。雖名為「錄像展」，但本展並不以單純類型化的美學方式思考錄像這個媒介，而在於期冀通過回到「影像」及其生產過程的本質上──一方面通過敘事、紀錄之形式回望歷史，另一方面通過重回探討「影像生產」自身以關注其現代性意義的兩個層面上，同步對「進步」這個展題展開相關哲學思辨、歷史性觀照及相關之美學態度的根本反思與爬梳。換句話說，我們將藉著影像、敘事／時間觀和紀錄，重省「現代人」的「進步觀」和其對於當代生活所產生的意義。無可避免地，這樣的題旨將使我們去面對「我們的現代性是什麼？」這個深沉複雜亦具有啟蒙意味的課題。然而，身處非西方區域，回望吾人進入「現代」的過程，那歷史甬道中的光芒總是傾斜而刺眼，因為重省這段歷史，吾人之文化主體感與存在意識，勢必糾纏著長久以來西方所主導和建構的工具理性進步觀。

更清楚地說，「憂鬱的進步」展覽所舖述的語境，是在回頭審視自身現代化過程的同時，試圖打開另一種思維與「視界」（眼光），以面對這個歷程與殖民歷史的複雜關係，也重新去探索以西方為首之理性主義發展至今所產生的巨大效應和影響力。當然，這裡的「殖民」不僅指昔日帝國擴張之下的宗主殖民關係，更在於延伸至今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通過工具理性、技術與知識的權力、社會系統與組織方式，共同形塑出之種種日趨緊密、暴力、卻更為幽微的共處共享的支配性關係，這也是我們口中「現代」背後的政治經濟關係（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現代性的出現首先是一種現代經濟秩序）。展覽以歷史與當代社會互為參照，企圖進一步去挖掘這些幽微的「關係」和其背後的原因，這也意味著，我們試圖創造一個途徑，得以使我們穿透那些不曾多加懷疑，卻無所不在地包覆於我們的生活內外、樂觀的進步意識之神話所織造的現代景觀（spectacle）。

思考「憂鬱的進步」這樣的展題，其出發點或許令人感到有些沉重，甚至有些不適，正如展題所暗示：「憂鬱」意指的是工業至後工業資本社會裡的集體精神結構。這裡的「憂鬱」並非僅作為一種修辭，事實上，通過「憂鬱」而喚起的不適感，恰恰才能夠讓我們反身追問上面所描述的問題，去重溯關於人類的慾望、生存意識的織造。這樣的「憂鬱」它首先來自於──相對於西方現代性之線性時間觀與進化／淘汰式的物質發展基礎──非西方的我們總是處於這浩大的加速隊伍中邊緣、滯後和追趕的位置；我們在這條時間之河的此岸，進步的烏托邦在未竟的彼岸，對於渴望彼岸的想望由此被創造出來，亦造就出了當下的西方與非西方的現代意義上的種種關係。而在這條被進步意識決定的現代化道路上，非西方區域的發展實難以成為發動者、前沿的生產者，而多半是成為這個全球生產體系與各環節裡的代工者和末端消費者。印度庶民文化學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用強有力的反省如此寫道：「…在現代性這個世界舞台上，我們其實是不可接觸者，是被放逐的人。對我們來說，現代性就像一家外國商品超市，貨架上放著琳瑯滿目的商品：只要花錢就能買到任何東西。然沒有人相信我們也能成為現代性的生產者。」 （2）

回顧過去之歷史經驗，其意義是為未來方向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參照，正如在上述進步觀所驅使的欲望下，我們應朝向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扭轉作為現代生活發展中被支配者、消費者的角色和命運？或者，通過反思，我們應該重新探討「進步」是否只有一種方向、或一種普世的標準？在尾隨與複製其時間觀與進步論之外，我們是否應該思考和追求另一種（或多種）能夠自我許諾的未來？

在展覽中，我們舖陳了上述思考架構下的種種視覺經驗──通過二十五組藝術家、三十多件影像創作、紀錄片、文件，梳理當代資本化／工業化社會裡的現象與發展，將不同地緣政治下、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區所面對的關乎現實生存、存在方式之議題與情境並置於眼前，以揭露被所謂「地球是平的」所遮蔽的複雜、不平與隨之而來的壓迫。面對今日單一、消費化的進步想望，這些影像讓我們凝視自身所處之現代世界，並採取得以與其辯證的位置來觀看和體認。至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於二戰前夕所描述的「歷史的天使」仍如除魅鐘聲般令人感到震撼：

祂的雙眼睜視，嘴巴張開，雙翅伸展：這是我們對歷史天使的想像。祂回頭望向過去，在我們感知一連串事件的地方，祂只看見一場由廢墟殘骸不斷堆疊的災難，並拋擲在祂腳前。天使想要留下，喚醒死者，並將破碎縫合。然而天堂卻刮下了一陣風暴，祂以羽翼遮阻強風，強大的風暴使祂再也無法合上雙翼，祂無可抵擋的被推向祂背朝著的未來，祂面前成堆的殘瓦碎片擎天而起，這風暴，我們稱之為進步。（3）

班雅明的寓言提供了我們得以再度介入自身過去的視覺意象。「憂鬱」，正因為我們看見歷史如殘骸廢墟般地堆疊於眼前。然而正如前述，通過這樣的意象對於當下的反饋，「憂鬱」的意義卻不全然是負面而無望：因為憂鬱所帶來的不適，正也是足以激發出敏銳的自反能力的契機──如果我們願意面對它、而非逃避它──進而將使我們產生另一股欲望，開始積極地尋求扭轉的可能。這種回望，即學者吳介祥闡述的「當代性」，她說道：「我們在講『當代性』的問題，其實就是在講『同時性』，亦即你同時要回射（reflex）。要同時回頭去看，反身去看當下發生的事情，一邊改一邊進行，或是一邊修正下一步路的行進方式。」（4）這段話正呼應了班雅明所述的歷史的天使：祂背對著未來，望向過去，期冀彌合這介於過去與未來、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錯落或錯置。也由於此，展覽中的錄像將通過不同文化和歷史語境，將不同的經驗與當下之間做出更真切、更具意義的連結。

解嚴之後，台灣走向另一波現代化進程，它與世界在冷戰結束之際、邁向經濟全球化的時刻相應。時代在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之擴張的轉向氛圍中，也同時掃除了大量歷史的碎片（甚至也是在此之際出現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為資本主義定於一尊的「歷史終結說」，1988）；而台灣導演黃明川藉由長年的紀錄片拍攝，將台灣人文地景轉變過程儘可能地保留，在「拆」與「建」之間的價值矛盾，在他的作品中顯得極為刺眼，因為那關乎了以「進步」之名所驅動的資本／知識／技術的重新佈署與統治，也彰顯了對其對立面的壓迫與排除。不僅是台灣，每個不同區域的現代化歷史，於中國、中亞、東歐、拉丁美洲、...等等所謂「後進」區域，在由農村社會過渡到都市與現代化過程中，大量被認為是落後的、危險的、非理性的「文明廢品」、「廢棄人」不斷被相繼生產和定義，而後被殘酷地毀棄（5）；歷史的碎片，亦是高重黎從「機器影像」和「影像機器」唯物史觀反思出發，由影像製造、生產過程的「揭露」對「我們的現代性」進行具體辯證，他從影像的手工生產、機具重製、放映過程中，寓言、並建立屬於自己的現代主體（意識），他無疑是進行另一套知識生產的具體實踐者。而建築師謝英俊則對現代人住屋的消費化、單一化提出反思，並著手進行挑戰當代主流建築體系的革命。通過他簡化、精密與具有效率的建築系統工法，將居住主體重新置於住屋生產的主動位置上，以面對、解決居住主體之住屋生產權力已為現代專業權力與消費二者所共同剝奪的現象。

邀展的國外作品，著重在各國的藝術家面對其所認知的現代性的態度與體察，其中包括委內瑞拉的亞歷山大‧亞柏斯托（Alexander Apóstol）探討了拉美六、七十年代城市發展中對進入「現代」的想像以及它背後的資本移轉、流動，以及來自權力階級外底層人民的對應之道；德國的哈倫‧法洛奇（Harun Farocki）則從技術／權力之政治意識對生活的佈局著手；西班牙安東尼‧蒙塔達斯（Antoni Muntadas）觀察「恐懼」的集體意識之操作及它與邊界、地域政治之間的關係；吉爾吉斯雙人組古那拉‧卡斯馬里法與慕拉特貝克‧朱馬里佛（Gulnara Kasmalieva & Muratbek Djumaliev）則關注從共產社會過渡到市場經濟社會的中亞人民生活的轉變；印度的伊蘭姆‧古芙蘭（Iram Ghufran） 從理性對非理性的排除，重新回視傳統社會從宗教的心靈、精神去理解與收容瘋癲的「化外」之地；美娜‧哈德爾（Meghna Haldar）從對潔淨的認同、對骯髒的鄙視之多重身、心概念開始追溯。此外，徵件作品中囊括了來自希臘、巴基斯坦、以色列、愛爾蘭、波蘭...等地藝術家，他們都提供了對我們而言既陌生卻又熟悉的共感，值得去認真體認的諸多差異和傳統，使我們有如凝望著歷史過程中的種種鏡像。

「憂鬱的進步」展覽並不打算全面否定「進步」與「現代」的價值，然人類文明發展自工業革命以來，時至今日所帶來的物質文明及其失控，卻在諸多切身的不適中導致了吾人現今必須面對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生存的種種危機。另一方面，無止境的競逐輪迴，人類犧牲了自身與世界、自然之間所取得平衡的機會，放任追求物質的慾望，卻讓精神流離失所。如查特吉所述：「今日，我們對現代性的主張的懷疑已經擺到了桌面上。」我們表明對普世現代性的態度，主張重新界定自己的現代性之同時，也必須自我警惕著「現代性並沒有在權力網絡之外為我們準備任何應許之地」之事實。但是，單純地回歸傳統與前現代並非面對當前課題的正確與積極作法。因此，對於現代性，我們其實「無法擁護或反對」，而只能從切身的生活出發，去找出種種應對的策略（6）。

最後，以台灣小劇場導演暨評論家王墨林的話來為「憂鬱的進步」這個展覽之企望闡述的、呈現的做出一個總結，那便是：關於探討我們的現代性，最終亦是關乎探討如何將現代人已被異化的身體、心靈重新連繫至一個完整的精神世界，這或許才應是真正的朝向「進步」最終的概念與行動。或許，找回「人」於當今這個世界的完整生存價值作為進步方向，我們才能弭平賴和所感嘆的進步與幸福兩造間之錯落，並扭轉自身在現代性歷史過程中的宿命。

註：
1.  賴和，《無聊的回憶》，寫於1928。
2. 參閱〈從西天到中土─印度新思潮讀本：帕沙‧查特吉〉，《我們的現代性》，「從西天到中土」學術項目出版計劃，第一版，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p.108。
3.  筆者節錄譯自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dgt, Schocken Books Inc., 1969, pp.257-258.
4.  節錄自吳介祥參與「憂鬱的進步」藝術家講座黃明川場。參閱本畫冊後附之講座文字稿。
5.  關於「廢棄文明」一說，請參閱《廢棄的生命》一書：Zygmunt Bauman: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 谷雷，胡欣譯，江蘇人民出版社。